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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从哪儿来?去哪儿了?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张枫瑶 时间:2018-08-06

展览现场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鸟形青铜铃

    日前,“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览登陆中国国家博物馆,为期两个月的展览中,将有210件(套)古蜀文明发展各个阶段的重要历史遗珍与观众见面,其中包括132件一级品。

    与以往展览重审美而轻史论的陈述思路不同,本次展览将从三星堆惊艳世人的亮相到青羊宫气势恢宏的落幕,为观众铺陈开整个古蜀文明发展的浩大图景,进而通过追溯文明与文明之间勾连的气脉,勾勒出这支瑰异的青铜文明在华夏文明生成过程中的持续贡献。

    1.承与变:铜金交相映

    1986年夏,随着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国宝重器横空出世,三星堆顿时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有学者推测,这些国之重器湮没于尘埃是因为古蜀文明在三星堆文化末期发生了一次暴力性政治变革。随着最高权力在不同族群间的更迭,三星堆文化式微,十二桥文化兴起,古蜀文明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金沙遗址地区。

    为了直观地呈现这一点,展览大胆吸纳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王方介绍,经过对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的青铜人像从发型、发饰进行比对解析,佐证了古蜀文明早期的上层社会中有两大族群:主世俗事务的“辫发”族群与主祭祀的“笄发”族群。然而到了十二桥文化时期,辫发族群取代了笄发族群成为宗教的“代言人”,在上流社会一家独大。

    但政治影响力可以擦除,三星堆时期的文化烙印却无法从十二桥文化中抹去。通过平行对比,展览带着观众抽丝剥茧,从权力、信仰、礼仪等角度揭开了社会变革中两个文化间紧密的传承关系。其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过去权力更迭的象征器物今天却成了解密两种文化传承关系的关键符码。

    在三星堆文化时期,权力的重要象征之一毫无疑问是金面具。在展馆中展示的诸多青铜人头像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尊戴金面具的辫发青铜人头像,其大小、形状与展出的其他人头像几乎别无二致,但在金面具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威严高贵、气度不凡。金面具的双眉、双眼部位镂空,与头像浑然一体,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经历蹭试、剔除、黏合等繁复工艺。王方告诉记者,制作金面具绝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可能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具有特定的功用和文化意义。

    而这样的金面具在十二桥文化中也有发现。本次展览展出了金沙遗址所发掘的两件金面具中较小的一件。面具表面光彩熠熠,背面却略显粗糙,表明它应该同三星堆的金面具一样是某个器物或人像的附属。学者认为,它很可能作为神职人员祭祀作法和神灵沟通的法器使用,这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其他文化中还未曾发现,足以说明金箔覆面的用法和文化内涵是一以贯之承袭自三星堆文化时期。当然,细细比较仍然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着这场政治变革留下的痕迹:三星堆的面具眼廓呈菱形,而这件面具却呈椭圆状,暗示了权力中心在两个族群之间发生了转移。

    除了金面具,“权杖”是三星堆时期另一重要的权力象征。王方说,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权力道具便是一根残长143厘米、包覆金箔的权杖,杖上饰有带头冠与耳饰的人头像以及箭射穿鱼、鸟的纹饰。尽管这根“金杖”没有来到本次展览的现场,但有另一件权之重器——爬龙柱形青铜器。这只“爬龙”有着羊一样外翻的大犄角,龙口大张,獠牙外露,威势毕现;龙身则像蜥蜴一样趴在柱形器座上,两爪攀附两侧,尾巴稍稍勾起,显得生机盎然。由于器物已在埋藏前损毁,对其性质学界一直多有猜测,但相信只要见到它,便没有人会怀疑它对于“至高无上”的诠释力。

    而十二桥文化时期权力具象出现了新形态,其代表器物就是金沙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金冠带。冠带表面采用精湛的錾刻手法,以对称布局的形式刻画了四种图案纹饰:中央是简化了的人头像,两侧以延续的方式分别刻有一鸟、一鱼、一箭。每组之间又以人头像相衔接,线条流畅,生动奇妙。“这鱼、鸟、箭的组合图案却又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纹样几乎一模一样,若说这种权力表现形式直接承袭自三星堆文化也毫不为过。”王方说。

    2.交与融:百川终归海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在李白的诗中蜀地是神秘且与世隔绝的,但在展馆中,丫形射部的牙璋、有领玉璧等脱胎于中原文化礼器,勾连甘肃、新疆的青铜牌饰,来自海洋文明的青铜贝与阿文绶贝玉佩饰……一件件珍品却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开放且包容的蜀地。

    而到了青羊宫文化时期,这种与中原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等中国其他地区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态势更是从未有过的鲜明。

    值得一提的是,在青羊宫文化展区内,“巴蜀”一词的出现频率远远超过“蜀”与“古蜀”,似乎喻示着这一时期蜀文化与同处四川盆地的巴文化已经难分你我。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便是“巴蜀图语”。

    西汉史学家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曾武断地评价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因此古蜀文明没有文字一度成为考古界的共识。但这对古蜀文明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来说显然十分反常。据成都博物院副院长谢志成介绍,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学界逐渐意识到,将一些在容器、兵器、印章、漆器等器物上频繁出现的纹样认定为装饰,其实是低估了它们的文化价值——这些符号很有可能是当时巴蜀地区通行的独立文字,在秦统一六国后的“书同文”政策下销声匿迹。

    提到“巴蜀图语”,就不得不提“巴蜀印章”,而“巴蜀印章”中规格最高的则是一枚古蜀王印。这枚“王之印玺”默默地隐藏在展区右侧,但即便它十分“亲民”地与一众“兄弟姐妹”待在一个展柜里,也掩不住它的独特与雍容。印章图案十分有趣,下方中部放着一个装酒的器皿“罍”,两边各站着一个人像,互相手拉着手;上方正中是一个网格状的图案,这疑似族徽的符号两侧各有一个铜铃状的乐器,谢志成告诉记者,它们一为木铎,一为金铎。铎是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或战事时用的大铃,盛行于中国春秋至汉代。这方印集文武之铎于一体,也证明了它的尊贵地位。

    巴文化之外,蜀文化与长江中游的楚文化也交集颇深。传说,有荆(今湖北、湖南)人鳖灵溺死,尸体逆流而上来到成都,竟然复活了。当时的蜀王杜宇拜其为相。因鳖灵生长于多江湖的荆楚,识水性,成功地治理了一场大洪水,最终令杜宇禅位于鳖灵。鳖灵及其子孙皆号称开明帝。有意思的是,中心柜中这五件鼎正来自开明王朝时期的蜀王墓。谢志成指着正中一件鼎向记者示意,只见它附耳、蹄足,鼎盖上卧了三只铜牛,是典型的楚鼎样式;而盖内铸铭“邵之飤”中的“邵”又恰是楚国三大姓氏“屈、景、昭”之一,似乎暗示了蜀地王族与荆楚的历史渊源。

    更有意思的是,这只鼎与其余四只蜀人的“仿制品”共同构成了“列鼎”现象。谢志成介绍,以九、七、五之数成组列鼎是周王朝的礼器制度,出现在四川地区还是首次发现,他还指出此墓葬中同时还随葬五件形制相同的铜罍,则又体现了蜀地特有列的罍制度。中原王朝的礼器制度与蜀地的礼器制度同时并存于同一座墓葬,正是古蜀文明逐步融入华夏主体文明的证明,也让我们看到,或许每个文明的骨子里都带着渴望交流的基因,没有哪一种文明能是一座永远的“孤岛”——可能一时会受到地理限制而闭塞,而一旦这种限制被打破,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便再难阻隔。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本文明中特性的棱角也将不可避免受到消磨——可惜吗?

    不。王朝或有尽时,文明却永远不死:吸收了秦楚文化后从瑰异走向写实的水陆攻战纹青铜壶凭借繁复的长篇人物故事攀上了战国青铜艺术的新高度;而巴蜀文化创制的青铜鍪、巴蜀图语中的虎纹被秦文化吸收后也随着武力扩张渗进各地的文化……正是这样的层层积淀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

    走出展馆前,记者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也许很久都不会再有这样惊心动魄的体验了:千百年的光阴被浓缩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内,从中走过,便目睹了一个文明从惊艳亮相到恢宏落幕。这就是文物的力量,也是文物展览的力量。